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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長期經濟增長的制度基礎

            孫樹強2024-06-17 14:14

            孫樹強/文 經濟增長研究一般遵循以下脈絡: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先是要充分使用經濟中的要素,發展到一定程度后要依靠技術進步,最后要看是不是有合適的制度來推動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只要能夠有效地配置和充分地利用現有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本,就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增長;從難易程度上看,這種經濟增長是比較容實現的。當然,比較容易實現也是相對而言的,我們明明有很多國家和地區依然在貧困的泥淖中掙扎。由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源投入面臨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制約,當經濟中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之后,要繼續實現經濟增長就要依靠生產效率提升,本質上就要依托技術進步,這也是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內容。但事情并沒有到此結束,為什么有些國家的技術進步較快,處于技術的最前沿,有些國家卻只能作為跟隨者,使用其他國家所發明創造出來的技術?看來還得再往前走一步,是什么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技術進步水平呢?這就涉及到了制度問題,適當的制度為企業等市場主體提供了有效的激勵機制,促使它們積極投入到研發活動之中,從而推動技術不斷進步。實際上,問題到這里還沒完,很明顯和直接的一個問題是制度是怎么形成的?為什么有些國家和地區形成了經濟友好型的制度,能夠促進經濟持續增長,有些地區的制度卻抑制了市場主體的進取行為,不利于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

            無論從理論研究來看,還是從全球的經濟實踐來看,制度對于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似乎沒有太大爭議,只不過對制度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可能存在一定爭論。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和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詹姆斯·羅賓遜(JamesRobinson)在《國家為什么會失敗》(WhyNationsFail)一書中討論了制度對經濟增長和全球經濟發展不平等的作用。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并沒有滿足于“制度是重要的”這樣一種方向性的論調,他們在書中詳細分析了制度為什么重要、制度影響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機理是什么、以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制度差異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問題。具體來看,他們將制度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包容性(Inclusive)制度,一種是汲取性(Extractive)制度;包容性制度能夠促進真正的創新,即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破壞”,從而推動經濟增長;而汲取性制度則沒有提供這樣的激勵機制,導致市場主體沒有動力投資和創新,從而阻礙了經濟持續增長。

            這里簡單介紹一下本書的第一作者達龍·阿西莫格魯。十幾年前,我在學校的時候就經常研讀阿西莫格魯關于經濟增長方面的論文,當時阿西莫格魯年紀也就40出頭,正是一個學者高產的階段,他發表論文的速度令很多經濟學家望塵莫及。在經濟學五大頂刊Economitrica、AmericanEconomicReview、JournalofPliticalEconom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ReviewofEconomicStudies中經??梢砸姷桨⑽髂耵數奈恼?。對于很多學者來說,幾年之內能夠在這五個期刊中的一種上發表一篇文章就非常不錯了,但阿西莫格魯卻能在一年之內在一種期刊上發表多篇文章。除了高產之外他的研究范圍還非常廣,政治經濟學、經濟增長、制度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等等,他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阿西莫格魯在38歲時獲得了具有小諾貝爾經濟學獎之稱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克拉克獎專門頒發給40歲以下的年輕經濟學家,很多獲得克拉克獎的經濟學家后來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近年來,阿西莫格魯也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門候選者,很多媒體的預測名單之中都可見其名字,看此趨勢,他獲獎的概率很大,似乎也只是時間問題。雖然阿西莫格魯在頂級期刊上發表的都是理論性文章,但這本書卻是非常通俗易懂,沒有理論化的公式和推導,而是采用了大量的歷史事例來證明其觀點,可讀性非常好。

            經濟增長的其他解釋框架

            上面我們談及的經濟增長邏輯可以算是影響比較廣、研究比較多的一個框架(要素、創新、制度之間的先后次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并不意味著沒有其他的競爭性理論和解釋。作者在書中提到了其他幾種解釋經濟增長的理論,包括地理假說、文化假說和無知假說。

            地理假說認為貧困國家和富裕國家的巨大差距是由地理差異造成的。從地理分布上來看,一些貧窮國家聚集在南北回歸線之間,而富裕國家則集中在溫帶。窮國和富國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表面上使得地理假說似乎很有說服力。早在18世紀后期,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就對地理假說進行了解釋,他認為熱帶氣候使人懶散、缺乏求知欲、不愿努力工作,從而導致處于熱帶地區的經濟體較為貧困。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Sachs)則從另一個角度對地理假說做出了注解,他認為熱帶地區的一些疾病,如瘧疾,對人的健康進而對生產效率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同時,熱帶土壤不適合高產農業,農業產量較低;上述兩個方面對處于熱帶地區的經濟體產生了較大拖累。地理假說另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版本是賈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提出來的,他在其影響深遠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認為,從500年前開始的近現代社會,各大洲之間就出現了不平等,根源在于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植物和動物物種,這又影響了不同地區的農業生產率。地理假說似乎帶有宿命論的意味,畢竟每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是很難的改變的,但我們明明看到很多國家和地區經歷了從貧窮到富裕的改變。地理假說對于解釋某一時一地的經濟增長或許具有一定意義,但拿這個假說來分析所有經濟體的發展問題則明顯不合適。

            文化假說將經濟增長與文化聯系起來,這個假說認為宗教、信仰、價值觀和倫理等對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最近在閱讀歷史學者張宏杰的《千年悖論》這本書,書中他提到了文化中的價值觀的重要作用:“基本價值觀念是一個社會作為凝聚人心、整合全社會意識形態的精神支柱,是每個社會成員的精神出發點和歸宿。所以,每個社會總是竭力高揚這種價值觀,鞏固這種事關社會向心力的精神制高點。”文化假說非常有影響的支持者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rxWeber),他在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新教改革及新教倫理在助推西歐現代工業社會的崛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韋伯在書中說到:“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只要稍看一下其職業情況的統計數字,幾乎沒什么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文化假說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其解釋能力卻并不強,文化是一個慢變量,很多國家和地區在文化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的情況下卻實現了經濟騰飛,這對文化假說提出了挑戰。

            無知假說指出,世界不平等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讓貧窮的國家致富。無知假說認為窮國之所以貧窮,是因為它們有太多的市場失靈,而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卻不知道如何消除市場失靈。更悲哀的是,無知并不會讓人們變得更加謹慎,相反,正是因為無知有時會讓人變得更加盲目自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人類在經濟發展上犯錯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無知。然而,無知假說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全球部分成功實現經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以及可以規避的歧途,即使不能完全照搬,但無知是可以減弱甚至消除的。

            制度的含義

            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角度來看,制度屬于上層建筑范疇。簡單來說,制度是一個國家和社會運行所依賴的成文規定或不成文約定俗成(非正式制度),是個人和企業生存其中的正式或非正式規則框架。對于絕大多數具體的個人和企業來說,能夠對制度施加的影響非常有限,因此制度是給定的外生變量。正式制度具有強制性,其重要性在于,當個人或企業不按制度規定行事時,就會受到懲罰;非正式制度則可能是社會所認可的規范和共識,雖然違反了非正式制度不會受到強制處罰,但會引起社會的排斥和反感。例如,路遙在《平凡的世界》里有講述了這樣一段內容,孫少平的姐夫王滿銀因為賣老鼠藥而受到了勞動教養,這是正式的懲罰,但還有非正式懲罰,即群眾的看法:“這年頭,盡管老百姓少吃缺穿,但非??粗卣蚊u。誰家的一個人給糟踐上這么一次,家里另外的人跟集上會都有人指著后腦勺說長道短。”實際上有些情況下,周圍人的看法甚至影響更大。

            制度經濟學重要代表人物約翰·康芒斯(JohnCommons)在《制度經濟學》一書中認為,制度就是所謂的“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而集體行動牽扯的范圍很廣,種類也是五花八門的,其中包括“無組織的習俗”,也包括家庭、股份公司、同業協會等等,而最主要的則是法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North)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諾斯從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的差別角度來探討制度的作用,當私人能夠獲得其行為所產生的絕大部分收益時,私人就會有動力去經營、研發;反之,雖然私人的經營和研發活動產生了較大的社會效益,但自己只能得到很小的一部分,他就沒有激勵去經營和研發。諾斯所關注的實際上是制度如何影響“蛋糕”分配的問題,但“蛋糕”的分配也影響了“蛋糕”的生產,即經濟的規模。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書中也采取了制度的激勵作用這一視角,認為不同制度提供了不同的激勵框架,導致個人和企業做出不同的選擇,從而影響了經濟增長。他們認為,每個社會都是由國家和公民共同形成和實施的一系列經濟和政治制度推動的。經濟制度形成經濟激勵,包括受教育的激勵、儲蓄和投資的激勵、創新并采用新技術的激勵等。政治過程則決定了人們生活在什么樣的經濟制度之下,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成文的法律,國家管理和治理社會的權力與能力等。

            個人認為,激勵作用之外,制度的另一個作用機制是通過預期對經濟社會產生影響。預期在決策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好的制度能夠使企業和個人形成穩定的預期,穩定的預期則有助于企業和個人做出長期規劃,這些長期規劃可以包括教育投資、固定資產投資、技術創新投資,等等。而壞的制度或朝令夕改的制度則會擾亂預期,使企業和個人無法有效地做出長期決策。很多推動經濟增長的投資周期都很長,如果企業和個人沒有穩定的預期或者沒有好的預期,必然難以做出投資決策。

            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

            作者認為,不同國家之所以在經濟成就上存在差別,是由于采用了不同制度、采用了影響經濟運行的不同規則以及不同激勵制度。在制度譜系中,作者采用了簡單的二分法,將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分為包容性和汲取性的。從包容性和汲取性這兩個詞就可以看出哪種制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實際上,書中所表達的思想在我國的《周易》中已經有闡述,《周易·節》中有這樣一句話:“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這里的關鍵字是“節”,整句話的大概意思就是在位者重在有所節制,處中守正必將行事暢通。天地有所節制而一年四季才能形成;君主以典章制度為節制,就能不浪費資財也不殘害百姓。

            包容性經濟制度允許和鼓勵大多數人參與經濟活動,并盡最大努力發揮個人才能和技術,能夠讓個人自由選擇。包容性經濟制度具有保護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務的特征,能夠為人們交易和簽約提供基礎,還允許企業自由進入以及個人自由選擇職業。汲取性經濟制度則不具有包容性經濟制度的特征,汲取性經濟制度的目的在于從社會一部分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財富,并讓另外一部分人受益。簡單說來,汲取性經濟制度就是有一部分人要分其他人的“蛋糕”,而其他人卻無法拒絕。那么這里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包容性經濟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還要從政治制度上尋找答案,畢竟經濟制度都是由政治過程創造出來的。

            所有制度都是由社會選擇和創造出來的,不同國家和地區之所以選擇了不同的經濟制度,是因為具有不同利益和目標的人做出了如何構建社會的決策。就如經濟制度分為包容性和汲取性一樣,作者將政治制度也分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具有多元性特征,廣泛聽取多方聲音,很多群體都可以對政治決策產生影響;汲取性政治制度則把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并且掌握權力的人對權力運用很少加以限制。

            這樣,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就有四種組合,即: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汲取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

            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之間容易出現良性循環,這就會使得經濟出現持續繁榮。例如,包容性政治制度使得政治更加多元,很多群體在決策中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為包容性經濟制度創造了條件;同時,包容性經濟制度清除了汲取性的經濟關系,使資源分配更加平均,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存續提供了經濟基礎。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之間則可能產生惡性循環,導致市場主體沒有動力去擴大生產經營和開展技術創新,經濟最終出現停滯不前。汲取性政治制度能夠讓精英控制選擇經濟制度的權力,幾乎不存在約束或反對力量;反過來,汲取性經濟制度使這些精英階層致富,他們的經濟財富和權力又幫助鞏固他們的政治優勢。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難以長期共存,這就意味著只進行了經濟制度變革而政治制度若沒有變化,包容性經濟制度也很快會因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存在而變成汲取性經濟制度。這樣的國家即使在一段時期內實現了經濟增長,長期看增長也很難持續。

            實施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的國家幾乎不存在,因為政治制度已經是包容性的,政治決策能夠聽取多方的聲音,經濟制度就不會是汲取性的。所以在現實中很難看到實施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國家卻采取了汲取性經濟制度。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制度對經濟增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制度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也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對于不同國家和地區來說,既要關注制度的合理性,也要關注制度的適配性,不適合自己國家而生搬硬套的制度不會產生好的結果。國際組織和部分西方國家已經嘗試過制定一套看似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規則,其他國家似乎照著清單實施就能實現繁榮,然而,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已經成為一面歷史的鏡子,共識所開出的制度藥方并沒有使其他國家走上繁榮之路。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世界各國發展歷程表明,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無論是由本國的自然演變,還是由外部的力量沖擊,制度都可能會發生嬗變。那么為什么有些國家發展出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國家卻抱著汲取性制度不放呢?實際上對于這個問題,兩位作者也沒有給出程式化的答案。作者在書中提出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Drift)這一術語,認為制度的發展變化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塊,本來在一起的兩塊冰塊,可能因為水流、風力、撞擊等因素導致二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偶然性因素在制度的演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二戰之后的東德和西德,以及朝鮮和韓國,這是由于外部沖擊導致的制度差異。

            從制度自然演變的角度來看,制度變化之所以緩慢,甚至非常困難,是因為對于某一種現行的制度而言,必然會有一些群體因為現有的制度而受益,他們會對改變制度的力量進行壓制,竭力維持現有制度。作者在書中指出,經濟增長和技術變革通常伴隨著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新技術會對原有的企業產生沖擊,對創造性破壞的擔心通常會成為既得利益者反對包容性制度的根源。

            歐洲歷史為此提供了鮮明的例證。18世紀工業革命前夕,大部分歐洲國家政府由貴族或傳統精英統治,他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其所擁有的土地和享有的貿易特權,而這種特權是由君主授權的壟斷和強制實施制度壁壘形成的。工廠、工業的出現侵蝕了現有統治集團的利益,他們是工業化的輸家,因此也形成了抵制工業化的強大力量。另外,被機器所取代的手工業者也是工業化的反對力量,許多人組織起來尋釁滋事,破壞機器,這些人被稱為“勒德派”或“勒德主義者”(Luddite),這個詞現在已經成為抵制技術變革的同義詞。英國發明家約翰·凱(JohnKay)在1733年發明了飛梭,這是對織布機所做的一個重大改進,他的房子就被勒德派在1753年給燒毀了。

            沿著上面的邏輯,只要沒有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受損者,創造性破壞的阻力就會減小,持續的經濟增長就有可能實現。但制度改進絕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是帕累托改進,幾乎必然會有利益受損者,尤其是利益受損者是在位的統治集團的情況下,制度轉變就更為困難。如果實現帕累托改進較為困難,那么卡爾多改進呢,即有些人的境況由于改革而變好,有些人的境況變差,但變好的人能夠補償變壞的人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從整體來看效益也實現了改進。這種情況下推進制度變革難易程度如何?應該也是很難,且不說境況變好的人補償變差的人能否實現,在實際中政治考量和經濟考量很可能差別很大,很多時候經濟思維在政治領域并不管用。

            毋庸置疑,制度對經濟和社會有著深遠而廣泛的影響。雖然制度經濟學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制度對經濟的作用機制,但制度的形成機理則更為復雜,并非簡單的經濟分析可以說清。經濟學研究中,一般都假設在給定條件下會得出什么結果,在眾多的給定條件之中,制度就屬于其中之一。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經濟是按照一定的路徑發展的,但如果制度發生改變,市場主體的約束條件和激勵機制就發生了變化,經濟發展路徑也會出現轉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周其仁在《改革的邏輯》一書中指出:“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濟體制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制度?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么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制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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