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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百年前,那一場盛事及其風花雪月

            郭娟2024-07-01 11:35

            郭娟/文 2024年5月8日晚,協和醫學院壹號禮堂華燈初上。賓客絡繹而至,彼此打著招呼,或走到東西兩廂略作盤桓,或拿到節目單、徑往劇場落座。彩妝的女演員拎著華麗裙擺、倩笑著低頭匆匆閃過雕欄畫棟,她們是醫學院的學生,今晚將在這座典雅的百年老建筑里上演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劇《齊德拉》,趁開演之前的空檔,跑到當年林徽因飾演齊德拉公主、穿著戲裝拍照的廊柱旁,也拍張照片。

            是的,一百年前,此時此地,曾上演《齊德拉》,那場盛事,臺上臺下匯集了多少名流雅士,留下多少話題談資,諸如徐志摩扮愛神,林徽因之父林長民扮春神,張歆海扮王子,連村民村婦甲乙都是蔣百里、袁昌英這等人物扮演的,導演張彭春,舞美梁思成,臺下觀眾中有胡適、魯迅、錢玄同、林語堂、梅蘭芳等,名媛陸小曼春風滿面地站在禮堂入口處發賣節目單……今晚的節目單上,有“導演闡述”:“今天,我們在同一個舞臺與光陰對話。時空重疊的剎那,是致敬,是傳承,亦是思想和思想的碰撞,靈魂與靈魂的交流……”是的,今晚此間參與者都隱隱感受到了這層意義??諝庵懈又∽砦Ⅴ杆频男∨d奮。

            泰戈爾詩劇《齊德拉》是關于女性容貌、才干在愛情中的位置的討論。此議題,一百年后仍不過時。泰戈爾看重的是才干,給出了正確指向——正如此番中國行乃至此前的世界環游,他一路弘揚東方文化,抨擊西方文明腐朽丑惡,一路追求真善美,都有其正確的理路,雖然他自己是一名留學英國、英語與孟加拉語并用的國際人。1913年泰戈爾獲諾貝爾獎、被西方發現,不久“泰戈爾熱”席卷日本,中國人也由此關注到他。1915年陳獨秀在《青年雜志》上發表他譯的泰戈爾詩作四首,介紹泰戈爾“提倡東洋之精神文明”,“其詩富于宗教哲學之理想”。1923年12月27日,徐志摩致泰戈爾的歡迎信中,有這樣熱情仰慕的話:“我們為什么這樣迫切的等候你光臨。我們相信你的出現會給這一個黑暗、懷疑和煩燥動亂的世界帶來安慰、冷靜和喜樂,也會進一步加強我們對偉大事物和生活的信心與希望。”

            泰戈爾來華,是徐志摩的高光時刻,他全程陪同,上海接船、陪游滬杭,沿津浦鐵路北上南京、濟南、北京,其間陪同游覽、訪人、演講,多由徐志摩作翻譯;在北京,他得與林徽因再度頻繁接觸,共同參與泰戈爾在京的多場活動——小報贊其三人同行宛如一幅松竹梅畫卷,是至今流傳的佳話,老照片上的三人也的確風雅出眾。那時,徐志摩與胡適等歐美留學圈的一批人剛剛成立新月社,立意要為中國干一番事業,闖一片天地;新月社人也都參與了泰戈爾來華期間的活動,游北海,訪松坡圖書館,先農壇集會,策劃、參演《齊德拉》……這些活動無疑擴大了新月社的影響?!洱R德拉》演出序幕,林徽因扮演公主,牽一名小童登臺,作出戀望新月的可愛造型,既寓意泰戈爾名著《新月集》,又是新月社集體“亮相”的廣告。那時的志摩,全身心沉浸在生命的歡娛之中。陪泰戈爾到法源寺賞丁香,他竟在一片“香雪海”般的花樹下徹夜作詩到天明,也有說是在西湖,而他的老師梁啟超得知,笑而集句贊之,有“此意平生飛動,吹笛到天明”的好句子——無論在哪兒,都可見其興奮激揚的狀態。

            若干年后志摩小曼結婚,梁啟超作為主婚人,當著滿堂賓客,把這對都有離婚再婚情史的新郎新娘狠狠教訓一番,以期重張公序良俗,事后還意猶未盡,寫信給其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的思成與徽因,復述全篇,頗為愜意。他敲打志摩小曼,又何嘗沒有提點徽因之意?都是老一代對子女、學生愛護教導的碎碎念。但愛情來了誰能拘管得了?全程陪同泰戈爾這一重任美差,是梁啟超派給徐志摩的。此時梁啟超早已棄政從文,寄望于文化建設,再造少年新民以新中國。他與蔡元培、林長民等人發起成立講學社,邀請國際名人杜威、羅素來華講學;又成立共學社,譯介西方文化,在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松坡圖書館在北京辦成,他任館長。當他聽說泰戈爾一向熱愛中國,卻沒到過中國,便以講學社名義向泰戈爾發出邀請,促成此行此盛事。

            5月8日協和禮堂的《齊德拉》演出,是泰戈爾來華行程中最隆重的活動。這是一場文藝演出形式的生日慶典——這天是泰戈爾64歲壽誕。演出前,梁啟超致辭,講述泰戈爾如何熱愛中國,如何一再請求、催促他送一個中國名字,而他為泰戈爾起名“竺震旦”又是如何合乎詩圣原名的意涵,并且合乎歷史上給來中國的外國人起名的古制,他希望借竺震旦這個人可以復活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舊愛……梁任公演講一如他的文章,熱情洋溢,闡釋透辟,他講中文,現場由胡適作翻譯。胡適當晚的角色是司儀,他最先從側幕閃出一張花貓笑臉,操一口英文,請大家安靜,告訴大家,協和禮堂的長座椅,只坐6人。觀眾們紛紛起坐、按規定坐好……

            北京協和醫學院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實施的醫學教育項目,致力于將西方“科學醫學”移植到中國,其對科學精神的推崇和實踐,引起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共鳴。胡適與北京協和醫學院關系既深且長,據學者考察,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致在1917—1929年,胡適通過與洛克菲勒基金會、CMB(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協和工作人員的私人交往,作為他們的顧問,間接參與到協和的工作中。第二階段(1929—1937)他擔任協和董事,直接參與協和校務。第三階段(1946—1948)他擔任協和董事會年會主席(董事長),為抗戰后協和復校做出了多方努力,并參與協和各項事務的決策部署,一直到1948年離開大陸為止。

            1924年5月8日這晚,胡適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名家、新月社成員以及協和醫學院相關機構、人員的私人朋友和顧問參與盛會。之前之后他也是忙得很——5月2日魯迅致信胡適,到5月27日仍未有回音,只好再寫一信:“自從在協和禮堂恭聆大論之后,遂未再見……明知先生事忙,但尚希為一催促……”魯迅托胡適幫他的學生李秉中出售《邊血鴻泥記》給商務。26日魯迅寫信給李秉中,說胡適無消息,可能是“忙于招待太翁”,托了孫伏園去“面問”,竟也找不到胡適??梢娔嵌螘r間胡適之忙。那是胡適與協和醫學院親密關系的第一階段,此后兩個階段關系更為密切。

            而此后梁啟超與協和醫院的關聯,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在協和醫院做手術,被錯割了一個腎,導致健康每況愈下,氣得徐志摩還寫了批評文章。但梁啟超卻不想追究,他不想因為自己的病例而使本就心存疑惑的國人更加不信任西醫,使科學的醫學在中國不得開展。這境界是很高的——如同孫中山先生垂危之際,終不改對西醫的信仰,令人敬佩。魯迅就曾在文章中贊嘆過。而后來林徽因的肺病,還是協和的醫生一眼看出來的,當時她陪別人去看病……可見那時的協和的醫學水平和國人的信任度。后來林徽因還在協和小禮堂為外國駐華使節講《中國建筑藝術》,可見那時北京協和醫學院也是文化交流的場所。而那次講座,正是徐志摩乘郵政飛機要奔赴的,不幸飛機失事……

            說起來,國父孫中山與泰戈爾來華也有故事:1923年他聽聞泰戈爾欲訪華,曾寫信歡迎:“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為印度文學踵事增華,亦且以先生之盡力尋求人類前途之幸福與精神文化之成就,為難能可貴也”,“先生來華,如得親自相迎,當引為大幸”,他希望泰戈爾到廣州相見。等到1924年泰戈爾訪華終于成行,途經香港時,孫中山已在重病中,他從廣州派特使去告訴泰戈爾:一俟自己的病情好轉,當立即到北京同詩圣會見??上Ф吮舜私K未得見。后來在北京,泰戈爾倒是入宮見到了溥儀。

            然而,泰戈爾來華,輿論風向并不是一致歡迎和贊許的。在杭州教育會做來華首場演講時,就有人撒傳單:“我們歡迎太戈爾先生來中國,但我們不歡迎太戈爾先生把他的那套哲學來宣傳”,泰戈爾雖不識漢字,也會敏感到氣氛不對。擔任翻譯的徐志摩很氣憤,會后還跟朋友埋怨國人不熱情、不誠摯、胡鬧,說“人家泰戈爾拿出‘心’來給我們看,我們卻把它刺傷了”。盛事之盛,也表現在輿論場上的眾聲喧嘩。各類人物都發聲,如梁啟超、瞿世英、鄭振鐸、徐志摩、聞一多、郭沫若、陳獨秀、胡愈之、馮友蘭、梁漱溟、王統照、瞿秋白、沈澤民、茅盾……各種主張,各抒己見,報刊揭載,歡迎、贊美之外,另有如下意見:

            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雖然從前譯介過泰戈爾的詩,但其政治主張是堅定反封建,提倡科學。他指斥泰戈爾極端排斥西方文化,極端崇拜東方文化,是“放莠言亂我思想界”!共產黨人沈澤民指出:泰戈爾“神的觀念”“冥想生活”只是虛幻,是迷戀骸骨,與中國現在的國粹派守舊派毫無二致。其兄沈雁冰(茅盾)對泰戈爾有兩個希望:第一希望泰戈爾認知中國青年目前的弱點正是倦于注視現實而想逃入虛空,正想身坐涂炭而神游靈境;中國的青年正在這種病的狀態,須得有人給他們力量,拉他們回到現實社會里來,切實地奮斗。第二希望泰戈爾本其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精神,本其愛國主義的精神,痛砭中國一部分人的“洋奴性”。去過蘇聯、寫過《餓鄉紀程》的革命家瞿秋白反對調和,直接呼吁革命:“泰戈爾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隸的詩人’,他應當鼓勵奴隸和平民的積極,勇進,反抗,興奮的精神,使他們親密友愛的團結起來,顛覆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組織自己的國家。這才是真正行向世界的文化的道路。”接受了唯物史觀的郭沫若,相信解決世局的唯一道路,是經濟制度改革,而在此之前,“一切甚么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有閑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的人終然只好永流一身的汗血。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世界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產階級的護符,無產階級的鐵鎖”。

            魯迅此時還沒有“主義”,但其一貫正視歷史與現實的精神,使他對泰戈爾的主張有所保留,有所懷疑。觀劇后幾個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及泰戈爾:

            印度的詩圣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然而夠到陪坐祝壽的程度的卻只有一位梅蘭芳君:兩國的藝術家的握手。待到這位老詩人改姓換名,化為“竺震旦”,離開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這震旦之后,震旦詩賢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的消息,而裝飾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舊只有那巍然地掛在照相館玻璃窗里的一張“天女散花圖”或“黛玉葬花圖”。惟有這一位“藝術家”的藝術,在中國是永久的。

            魯迅不滿于詩圣口頌中國是“理想境”,當時中國現實的混亂、黑暗,哪里是被圍著捧著的觀光客所能看清的呢!

            魯迅對于外國人眼中的中國觀感,一向審慎: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贊嘆者,也還可恕的??墒沁€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贊中國的舊物。其一是愿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增惡。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贊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哲學家羅素1920年曾來中國講學,并在各地游覽。關于“轎夫含笑”事,見他所著《中國問題》一書:我記得一個大夏天,我們幾個人坐轎過山,道路崎嶇難行,轎夫非常辛苦,我們到了山頂,停十分鐘,讓他們休息一會。立刻他們就并排地坐下來了,抽出他們的煙袋來,談著笑著,好像一點憂慮都沒有似的。

            魯迅也一向厭棄國人追著來訪的外國作家問觀感,因外人的客氣話而沾沾自喜,既無自知之明,又無自信力。后來的蕭伯納不敷衍,倒讓他頗生好感。至于他對梅蘭芳的抨擊,也不是針對梅個人,而是將男旦這一藝術,抽象化為社會現象,借以批判混淆粉飾真相、使人麻醉的手段。魯迅要的仍是睜了眼看取人生真相。他對比國外名人的照片:“托爾斯泰,伊孛生,羅丹都老了,尼采一臉兇相,勛本華爾一臉苦相,淮爾特穿上他那審美的衣裝的時候,已經有點呆相了,而羅曼羅蘭似乎帶點怪氣,戈爾基又簡直像一個流氓。雖說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跡來罷,但總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魯迅不滿意的是泰戈爾的玄氣、梅蘭芳天女散花式的“好”,因為這都遠離了中國現實。

            十年后的1934年,魯迅記起泰戈爾來華:

            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紹介了:“纛!嘰哩咕嚕,白云清風,銀磬……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于還糊涂,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制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魯迅認為,泰戈爾的“人設”被徐志摩新月社一幫人給搞偏了,以致當時的人們那么激動地反對他,甚至十年后的青年對他仍然不大以為然。

            其實,五年后的1929年3月泰戈爾第二次來華,已遠不如這一次熱鬧了。徐志摩仍去船碼頭接他,身邊寥寥,只有郁達夫、宋云彬。此時世界局勢也起了變化,泰戈爾奔波各國宣揚愛的哲學,在美國、日本都受到冷落、譏嘲。望著緩緩靠近碼頭的輪船,志摩輕輕地說:泰戈爾的悲哀,是孔子的悲哀。

            徐志摩始終是泰戈爾熱烈忠實的“粉絲”,也是為之黯然心痛的知音,詩翁理想與現實之遙,此時他已明白。

            5月8日魯迅日記:

            逮夕八時往協和學校禮堂觀新月社祝泰戈爾氏六十四歲生日演 《契忒羅》劇本二幕,歸已夜半也。

            一如既往的簡單記事,沒有感想。

            這一晚觀劇,魯迅的感想會是什么呢?那時魯迅已憑《狂人日記》《阿Q正傳》成為中國現代小說最優秀的當紅作家。

            《齊德拉》劇情是這樣的:馬尼浦王室的唯一公主,自小被當男兒培養,雖無美貌,但英勇無敵。一天,齊德拉偶遇俱盧王室的英俊王子阿順那,并向他表白,無奈被拒。痛苦不已的齊德拉向神靈祈禱,換得一年美貌的恩賜。她隱瞞身份,以美貌贏得了阿順那的愛情。一年時間飛逝,阿順那聽聞齊德拉公主保家護國的英勇壯舉,流露出對齊德拉公主的仰慕之情,對徒有“美貌”的妻子心生厭倦。在國難當頭的時刻,齊德拉恢復真我,施展武功,救國救民。當齊德拉以真我形象再次出現在阿順那面前,阿順那感慨萬千,兩人擁有圓滿的愛情。

            那晚,魯迅的感想也許應該是女性問題。

            此前,1923年12月26日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講《娜拉走后怎樣》,1924年刊發在該?!段乃嚂返诹谏?,8月1日上?!秼D女雜志》轉載,篇末有編者附記,說是“新近因為我們向先生討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訂正,給本刊發表”,那么這“訂正”,也會融入一些觀劇的感想嗎?

            10月他寫《論雷峰塔的倒掉》,旨在婦女解放、婚戀自由,這是五四以來的時代主題之一?!洱R德拉》里的神仙通情達理,中國的法海卻多管閑事、連玉皇大帝也嫌他,他逃來出去,最后逃進螃蟹殼里避禍,永遠不敢出來,令讀過此篇的人每吃蟹想起,總要在蟹殼上找法海!而鎮壓白娘子的雷峰塔,1924年9月25日轟然倒坍。魯迅為之歡呼。

            那時,《傷逝》還沒動筆,不過動筆之前、協和觀劇之前,1924年2月7日已先誕生了他的另一名篇《祝?!?。皆是女子問題,又決不單單是女子問題。魯迅憂思深廣痛切。1925年寫成《傷逝》,其中涓生和子君,是受過五四新思想啟蒙的兩個新人,自由戀愛而結婚,卻在柴米油鹽的日常中漸漸隔閡、終于離散,這是與齊德拉和王子“從此以后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神仙版不同的“凡人版”,泰戈爾老先生不曾想到的。魯迅的思考與言論,皆從當下中國現實出發。

            報刊上的“不協和音”以及魯迅的所思所議,當時并不影響泰戈爾與梅蘭芳二位藝術家交流的興致。那晚,泰戈爾對梅蘭芳說:“在中國看到自己的戲很高興,我希望在離開前還能看到你的戲。”梅蘭芳便在開明戲院為他專門演了一場《洛神》。泰戈爾看后很興奮,在第二天為他舉行的餞行會上,即席用孟加拉文賦詩一首,又親自譯成英文,并題在一把紈扇上,興致勃勃地朗讀給在座的人聽。30年后梅大師仍念念不忘:“一九二四年春泰戈爾先生來游中國。論交于北京,談藝甚歡。余為演《洛神》一劇,泰翁觀后賦詩相贈,復以中國筆墨書之紈扇。日月不居,忽忽三十余載矣……”泰戈爾贈詩,當年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據英文詩翻譯過:

            汝障面兮予所歡,

            障以予所未鮮之語言,

            若峰巒于望,

            如云蔽于水霧之濛濛。

            是楚辭體。30年后,通曉孟加拉文的吳曉玲、石真兩位教授據孟加拉文譯成了現代詩:

            親愛的,你用我不懂的語言的面紗

            遮蓋著你的容顏;

            正像那遙望如同一脈縹緲的云霞

            被水霧籠罩著的山巒。

            深情款款,仙氣飄飄。兩位藝術大師的交流與友誼,也堪稱佳話。臨別,泰戈爾也有遺憾,他沒能促成林徽因對他喜歡的蘇薩瑪志摩一片熾熱愛情的回應,“蘇薩瑪”是他給徐志摩取的梵語名字,意為“雅士”。這一場盛事之后,林徽因與梁思成將于6月赴美留學,這是經由梁啟超、林長民二位親家、老友商議而定的,一對小情侶也欣欣然翹望他們的遠大前程。而那時的徐志摩,翩然翺翔云天又猝然狠跌到地面,心情一團糟。泰戈爾也無奈,留下小詩一首:

            天空的蔚藍

            愛上了大地的碧綠

            他們之間的微風嘆了聲,“哎!”

            好在,那晚在禮堂門口發賣節目單的美女、郁達夫印象中“忠厚柔艷”的陸小曼很快會走進“熱烈誠摯”的徐志摩眼中了,二人“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了”。泰戈爾第二次來華,沒有了大眾的熱鬧,在志摩、小曼上海的小家中,得到了悉心照料。陸小曼特地在家中布置了印度風情的客房,希望讓老詩人有賓至如歸之感。有趣的是泰戈爾卻看上了徐陸二人的臥室。在三人親密相處的幾日,有時圍坐讀詩,老詩人喃喃唱頌,小曼覺得比兩個愛人喁喁情話的味兒還要好!老詩人赴印度同鄉的晚宴也帶著他倆,介紹說是自己的兒子媳婦,令志摩小曼心里熱乎乎的。臨別,泰戈爾將自己穿的印度大袍留作紀念(一說是送給陸小曼一套時髦印度婦女服裝)。他在徐志摩那本著名留言簿《一本沒有顏色的書》上,用毛筆畫了既像小山又像他本人的坐像,用英文題詞:“小山盼望變小鳥,擺脫他那沉默的重擔。”

            泰戈爾對中國的感情是深厚而雋永的。正如他在一首詩中寫的:

            我取得一個中國名字,穿上中國衣服。

            在我心中我就曉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

            我就在哪里重生。

            后來,他接見年輕的作家、學者許地山,建議他編梵文辭典,促進中印學術交流;他邀請青年學者譚云山去國際大學做研究;他在抗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于國際大學創辦中國學院,并發表公開信痛斥日本侵略行徑。1957年1月,周恩來總理出訪印度,在泰戈爾故居題詞中寫道:“泰戈爾對中國的熱愛,對于中國人民的民族斗爭的支持,會永遠留在中國人民的記憶中。”

            5月8日《齊德拉》演出是一場盛事,百年前的,百年后的,都是。協和醫學院的高材生們演得有板有眼,將華麗繁復的詩句臺詞,背誦得流利宛轉、鏗鏘有力;曾經由林徽因一人飾演的齊德拉公主,這回由二人分飾,美貌的,有才干的,二人的調度頗見編導的巧思,也減輕了臺詞繁多的壓力。百年前由徐志摩、林長民飾演的愛神與春神,此次由二位高挑健美的女生扮演,那矜持鎮定的器度,似更具今日女性的力量“神威”。

            觀劇后走出協和壹號禮堂,觀眾們仍興致勃勃,贊嘆協和醫學院這場活動之高雅、格局之開放,追慕百年前文化名家的雄才偉業、風流蘊藉,懷想那時眾聲喧嘩、揮斥方遒的格局氣象……不覺沉醉于春風拂面的深夜了。

            有趣的是,這場演出后不久,賓夕法尼亞大學正式為林徽因補授建筑學學位證書的消息傳來——當年,那里的建筑系還不收女生,林徽因卻執著修滿建筑系學分,并不在乎沒有學位。而梁林回國后,中國的大學有了建筑系。

            畢竟,時間走過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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