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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唐決:日本國號的由來

            2023-10-23 18:50

            劉剛/文

            倭國自有獨立心

            真正的“唐化”,是隋煬帝開的頭,但日本人認同的卻是唐朝。

            唐與日本,從未有過正式的外交,遣唐使滔滔而來,遣日使卻絕跡了。以“天可汗”自居的大唐皇帝,帶著傲慢與偏見,躺在天朝上國的云端自嗨不已,忽略了那位“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日出天子”,而無邦交的后果,便是必有一戰。

            圣德太子標榜的那位“日出天子”,竟然是一位女王,曰推古女王,待天皇制確立后,又稱推古天皇,當然是第一位有歷史記載的女天皇,然其來歷,則頗似卑彌呼死后那被推舉出來的壹與小女子,也是被人操縱著上臺的,那操縱者便是蘇我氏。

            蘇我氏之于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本來就是親戚,故飛鳥初期尚能形成合力,排除異己,而有一片興旺的景致。但好景不長,那圣德太子何許人物?獨立云表,舉首天外,如高蹈之鶴,可入世,也可出世,唯獨不能俯首,那推古女王也非等閑輩,畢竟是皇族,豈肯任人擺布?再怎么也得撐住個共和的格局。

            但那蘇我氏卻要獨擅政權,欲置女王于掌股之間,而圣德太子則極力推動倭國王權升級,使之向日本天皇制發展。此舉有內外兩方面影響,對外,與中國爭平權,對內,同蘇我氏相抗衡,以至于蘇我氏殺害其子,亦未改其志。

            他按照道教“辛酉年”的說法,來為他的大和國締造“皇紀”。“辛酉年”,每60年輪現一次,故稱“一輪”。每一輪辛酉年,都是變革之年,而第21輪的辛酉年,則是大變革之年。推古九年,亦即公元601年,恰好為辛酉年,這一年,圣德太子推行改革,于是,以該年為起點,反推以前21輪辛酉年,以之為大和開國元年,規定該年陰歷1月1日為神武天皇登極日。

            以此推算,日本皇統被提前了約千年,但歷史不能留白,故又于此空白中,虛設了10位天皇,欲使皇統無缺。

            由此可見,圣德太子非以歷史方式,而是以神話與歷史交錯的方式來建構皇統,還采取了中國式的帝位紀年法,以神武紀元,在開啟日本歷史的同時,也開始了日本的歷法。

            日本初歷,也從中國拿來,但非第一手,而是通過朝鮮半島,經由百濟轉手,曰《元嘉歷》,又稱《建元歷》,南朝宋何承天造,“元嘉”為年號,辛棄疾詞云“元嘉草草”,正其時也,其兵法“草草”,歷法又如何呢?不過數十年,至梁而終。

            但在日本,它卻傳了100多年,從公元554年傳入,直到697年才廢除,后改用唐朝《儀鳳歷》,該歷原名《麟德歷》,乃唐高宗詔令李淳風所造,于麟德二年(665年)頒行。然至開元二年,僅40年,又出了問題,或曰“不亦近兒戲乎”?日本在文武天皇元年(697年)至天平寶字七年(763年)采用《麟德歷》,因為是唐朝儀鳳年間傳入日本,所以,又稱《儀鳳歷》,進入奈良時代,就用此歷。后來,唐改用《大衍歷》,日本也跟著用。由圣德太子推廣的,便是《元嘉歷》。此歷雖非由其引入,但以之賦能于國體,并且普及于社會,則為其首功。

            他兩手抓,一手抓歷史,一手抓歷法,以此兩手,提撕其國體,一如太史公所言,此乃“究天人之際”——歷法為“天”,他“究”天時以立法;歷史為“人”,他“究”人文以成史。

            然此天人兩手,之于圣德太子的取舍,已然失衡,其于歷史,有了獨立心,可謂自覺,讓歷史跟中國脫鉤,化為神話。故日本神話有一特點,即為國家神話。各族神話,皆始于開天辟地和造人,唯有日本神話,一上來就締造國家,其欲消除彌生時代和古墳時代的中國影響,以獨立的神話建設一個獨立的國家。

            然而,在歷法方面,他卻沒有自覺,依然追隨中國,用中國的歷法來管理日本時間。由此看來,他是天歸天,人歸人,采取了從實際出發的天人相分的立場,非以儒術天人合一。

            對于以神權立國的日本來說,其當務之急,是神,而非天,即以神話的方式,處理好神人關系,建立其歷史的譜系。故其國家觀念趨于神道,以天皇為主導,而非以天命、天道。

            有了獨立的國家意識,還要有個獨立的國號。“倭國”之名,乃漢家古史稱呼,非其自稱。其自稱者,先以“大和”,后以“日本”。稱“大和”者,以其國族之性自立;稱“日本”者,以其國體神性自命。前者,受了儒教影響,表達“和為貴”主張;后者,受道教影響,以泰皇為天皇。

            以道教修史開國,以儒教建制理政,此二者之于圣德太子均已大成,放眼中華,其于儒、道之學,可謂“舍我其誰也”!然自漢、唐以來,中華建國大業,已從儒道互補,轉向儒道釋三教合一。其于儒道并用雖已應手,于三教一體,卻未得心,故以遣唐使來華求學,然其重點已轉向佛教,以佛法為日本立心。

            脫倭入唐要唐決

            自漢、唐以來,倭國之于儒、道二教,拿來就用,未有請教一說,然日本之于佛教,則多有“未決”,故由遣唐僧將“未決”之文書帶到中國“請決”,請唐僧解惑,謂之“唐決”。

            日本《續藏經》里,收錄了六份“唐決”,由中日僧人間一問一答,每份提問,多者有30問,少則僅6問。這本來是日僧之于天臺宗章疏所思而生的難題,因其內部多歧義,難有共識,故請唐僧答疑,而有所謂“唐決”。

            后來,“唐決”問題擴大化,從佛學一隅,延及整個中日關系,如以“日本”為國號,雖由其自定,但因需要中國承認,而必須經由“唐決”,畢竟當年被賜封過,獨立要有分寸。

            同樣,“唐決”也要拿捏好分寸,不能過分。

            唐太宗時,亦曾遣使訪日,高表仁以新州刺史奉命。新州,嶺南瘴地,人稱“廣東大法場”,言其“死人多也”。其時,新州為貶官去處,唐太宗竟然從這里,從長安城外,山高帝遠處,挑了這么一位使者,成就史上最差外交。

            高氏隨遣唐使歸,經由對馬島,至難波津,日廷以船32艘及鼓吹、旗幟等迎于江口,迎來高氏一行,引導至館,另以專人安排入館,賜神酒,甚歡。然而,卻在宣旨儀式上與日廷發生禮儀之爭,他要求天皇面朝北,跪拜接旨,遭拒,不宣而去。

            高氏此舉,還以為他在新州當刺史,全然不以外交為意,以天皇為下吏,聽宣而已,史評高氏“無綏遠之才”。“無綏遠之才”,此乃事后言。當用人時,太宗定然不這么認為,但他未有經歷隋煬帝那一番“日出天子”問候“日落天子”的遭遇,尚未觸碰倭國追求“日本”的獨立的國家意志,故其對于“日本”多少有些隨意,皇帝有多隨意,臣下就有多任性。

            任性之外,還有可能,就是高氏受了驚嚇,因其驚魂未定,而言出如箭,一時便收拾不住了。他受何驚嚇竟至于此?據《唐會要》卷九十九之“倭國”條載,高氏自云,曾“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蓊郁,又聞呼叫錘鍛之聲,甚可畏懼也”,這有可能是由于航海的生理反應,產生的恐懼性幻覺。將一個世家子弟從山溝里提撕出來,投放到未知的大海上,會有什么樣的感覺?如此問題,唐太宗似乎從未想過。漢、魏時期,中國以帶方郡,君臨朝鮮半島,遙控倭國,可謂得心應手,太宗何不沿此老例,從遼東派出使者,駕輕就熟,以期那一帆風順呢?

            史稱太宗“知人善任”,何以他用人如此也?還有比經過地獄驚嚇的任性更為“任性”的嗎?乾隆皇帝之于馬戛爾尼,大清朝的“任性”,還真就不值一提了。

            馬戛爾尼來到中國,不跪中國皇帝,因為跪與不跪,不僅有關人格,還關乎國體,所以,不跪有不跪的道理。而中國方面,清廷訓斥馬戛爾尼,亦自有其訓斥的道理,既來中國求見皇帝,見了皇帝,就該遵守拜見皇帝的禮儀,不要求從思想上拜,從信仰上拜,但最起碼要入鄉隨俗,從面子上,也得拜一拜。再說,清廷要求的是來使,它并未派使者到英國去向英國女王宣旨,要求英國女王必須跪拜,若果如是,中英戰爭就不會等到鴉片戰爭的時候,有可能在乾隆朝就爆發了。

            唐使如此傲慢,將大唐帝國那不可一世的派頭表露無遺,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欲念推到了無以復加的極致,促使日本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同中國從合作轉向全面對峙。

            不過,大唐就是大唐,同晚清不一樣,同樣的傲慢,但結果卻不一樣,一個把人打了,一個被人打了,一個成了刀俎,一個成為魚肉,何以差別如此之大?關鍵在時運。“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國運的風頭上,連豬都能起飛,那便是大唐的運勢。一旦運去,黃龍變病蛇,即是晚清格局。

            其時,交了好運的,不獨大唐,倭國亦然。

            大化改新后,倭王要“改新”為天皇,倭國要“改新”為日本,又不想征求中國意見,不想看大唐眼色,不想再領教中國皇帝的傲慢,所以,打起了朝鮮半島主意,與大唐角力。

            試以角力,爭取天皇自命,實現日本自立。

            唐高宗時,因朝鮮半島局勢,日以遣唐使,要介入半島政治,《唐會要》里,“高宗降書慰撫之”曰:“王國與新羅接近,新羅素為高麗、百濟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

            但日方我行我素,不聽建言,援手百濟,絕交新羅,與大唐對立,為顯示其實力,還動起了小心思,《日本書紀》里有這么一條,說日本“使于唐國,仍以道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以此告示大唐,日本亦有朝貢國,可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此舉,使大唐警覺,故再有遣唐使至,即“幽置別處,閉戶防禁”。

            巨人夢的泡沫一旦泛起,小豆男就“作”起來了,把自己當作釣鰲巨人,來與大唐一戰。

            660年,唐滅百濟,倭欲復之。兩年后,倭船百余艘,護送百濟王子復國。第三年,又兵發數萬,放舟千艘,與唐師戰于白江口,其時,倭眾唐寡,自以為必勝,不料,一交手就被大唐碾壓,倭以舉國之力,負重如山,可在大唐看來,則不過一碟小菜,一夾而已,畢竟體量不同,倭國小舢板怎敵大唐樓船?

            唐乃百戰之國,內戰外戰兼修,東洋西域通吃,戰于天下,百戰不殆。倭居小島,罕見江河之大,難言平原之廣,提到高原,還以為在天上——“高天原”,如此這般,怎能角力大唐?當巨人的泡沫碰到了真正的巨人,想想那結果會怎樣?

            本想一戰“改新”——因其“稍習夏音,惡倭名”,欲“更號日本”,結果力有未逮,被打回原形。比“武”失敗——巨人夢醒,“日本”泡湯,于是改“文”——回到小豆男,應了那句“小的是美好的”的格言,大唐看“小日本”越看越順眼。

            唐將劉仁軌自白江口一戰擊潰倭軍后,新任帶方州刺史,控引倭國。665年,百濟鎮將劉仁愿派郭務悰使日,重啟漢、魏方式。倭則棄武從文,退出半島政治,轉而補習中國文化,其結果,用武力強求未能得到的,反而以文化認同的方式達成了。

            有人認為,白江口戰敗以后,對倭國產生的影響,就如同明治維新時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樣,舉國奔走,全力引進敵對國家的體制和文化,正是這一點,使倭國變成日本。但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唐化并非從白江口之戰以后才開始,而是自秦、漢以來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程,隋、唐時期,唐化加速,而有大化改新速成,然而,欲速不達,白江口戰之后,“改新”受挫,但未退縮,反以“脫倭入唐”為其國策,正如明治維新時“脫亞入歐”。“入唐”以后,倭國迅速進入“唐決”時代,不但政治上向大唐看齊,通過“唐決”成為律令國家,而且在文化上,也以大唐為標準,要求對所有“未決”的問題進行“唐決”。

            奈良時代,以大唐法系為依據,出現了倭國律令化的第一個“唐決”,那便是天智天皇時期制定的《近江令》?!督睢纷鳛?ldquo;日本最初之法令”,即取自唐令,可以說它是大唐法系在東洋結的第一個律令之果。

            此后,堪稱“唐決”典范的《大寶律令》,從內容到形式,也來自大唐《永徽律》,尚可見其母法,還是當時唐律。

            《大寶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組成,律,為刑法,令,是國家行政制度和戶籍、田制、稅制、兵制及司法制度等規定,其中包括天皇的職權、官制、學制及等級制度,相當于行政法、民法、訴訟法,《令義解》以之作為國家的基本法予以重視。

            《大寶律令》,由文武天皇下令,大寶元年(701)制定,大寶二年(702)推行,就在推行的那一年,作為《大寶律令》主纂人員,粟田真人被任命為第七次遣唐使遠赴長安,這一次,他帶來朝貢的寶物應該就有《大寶律令》,此來中國交作業,不但要展示其唐化的政治文明成果,還要來請示中國女皇的“唐決”。

            六月,他從筑紫(今九州福岡)出發,十月之前,就已經到達長安。士別三日都得刮目相看,何況國別30年,那就更要令人瞠目了。日本史書《續日本紀》曾記載其事跡如下:

            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我使反問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鹽城縣界也。”更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緣何改稱?”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侍蟮俏?,稱號圣神皇帝,國號大周。”問答略了,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凈,豈不信乎?”

            由此看來,他是一位很不錯的國家形象代言人,由他代言的倭國,終于被他說成日本了,《舊唐書》亦有記載如下:

            長安三年(703),倭臣粟田真人,來貢方物,其職位,猶如中國戶部尚書,大唐女皇武則天賜宴于大明宮麟德殿。

            我們看他外表,見他“冠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敵,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美輪美奐;看他氣質,以其“好讀經史”,發為“容止溫雅”,有如玉樹臨風一般。女皇賜宴于他,他被授職為“司膳卿”,與女皇共餐,不但打開大唐美食空間,還開放天聽,讓他進言,聽罷嘆曰:如此美好的人物怎能倭字當頭?

            此前,倭已向中國提出變更國號申請,《舊唐書》有云:“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故以日本為名?;蛟唬?lsquo;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并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

            有人以為,這是通譯有誤,而產生的誤會,其實不然,這樣的解釋,倒更像是同意更改之后的一種托詞,總不能這樣說吧:對不起,我錯了,當時我瞧不起你。外交是不會認錯的。

            于是,在美食開胃、美酒開懷的快樂中,優雅地把問題甩給通譯者,一個華麗的轉身,就讓翻譯去背外交的鍋。

            當中國官員詢問來使更號之由時,就有了使者“蓋以神武天皇東征之時,于日下登陸,遂致統一全國“,而通譯卻誤譯為“日本(日下)舊小國,并倭國之地”一說,遣唐使來也說法不一,三番兩覆,中國方面,因疑其不實,遂不承認改號。

            但這不過是一個細節,細節就是細節,既不能成為本質,也不能決定大體,或曰“魔鬼藏在細節里”,也許。但更多的是,魔鬼藏在人心里,人心里的想法、看法,才能反映實質。

            當他心里面就這樣認為時,你要去改變他很難,當他從心理上已然接受,你再去改變他,他就會說,很容易,這不過是個小問題,改改就可以,所以,最根本的問題,在人的心理。

            對于一個心理上不想改變的人,你怎么說都無用,一旦心理變化,就“心有靈犀一點通”,要心相印,才能理相通,心通,謂之奇遇,便是一見相知。女皇之于粟田真人,就是如此。

            但女皇就是女皇,會克制感情用事,看得出她對真人頗有好感,所以賜他“司膳卿”,也就是陪她吃過一頓飯的人,沒有實質意義,卻有紀念意義,紀念他們的相知。

            女皇給了他一個最大的禮物——“唐決”,就是同意了他將國號改“倭”為“日本”的請求,這是天皇本人親自來也不見得會有的禮物,何以就給了粟田真人?因為她看到了文明。她不但從真人身上,看到了作為其個體的風采與文采,更從他帶來的《大寶律令》中,看到了作為其國體的文明開化程度和文化發展水平,同時,還看到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脫倭入唐”的決絕。

            唐高宗和武則天,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一個把倭國打怕,一個給日本國號做“唐決”。適逢女皇登基,其本人亦自改國號,于此興頭上,遂同意日本?!妒酚浾x》云:“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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