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文

“現代日本少子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盡管經濟上的貧富懸殊在擴大，大多數的日本年輕人卻依然繼續想過著‘中流’的‘普通的生活’。”

在《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對策的失敗》一書中，日本著名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在進行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和分析后，找到了日本人為什么越來越不愿意生孩子的根源——害怕“一代不如一代”，自己的孩子再也過不上中產階級的生活。

以和父母生活水準的差異為標準，山田將日本的年輕人劃分為了四類。根據他的發現，那些能和中產階級的父母一樣、或是能夠超過自己過著艱苦生活父母，過上“中流生活”的這兩類年輕人，其實一直在積極地生育。此外，那類和父母一樣過著艱苦生活的年輕人，對婚姻育兒生活的期待不高，也能樂觀地為日本生育率做貢獻。事實上，沖繩縣在日本人均收入、非正式員工比例和大學入學率等方面的水平都屬于最低水平，卻擁有較高水平的生育率。

簡而言之，在日本，富人和窮人都還在生孩子。然而，自平成時代以來，日本低于1.6的極度低迷的總和生育率已經維持了30多年。2022年日本新生兒數量跌破80萬人，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新低。究竟是哪些日本人不再生孩子，造成了日本如此巨大、積重難返的生育率下滑？

他們正是山田劃分的第四類日本年輕人——那些有著中產階級父母，“父母保持著比較富裕的生活水準”，而“自己將來的生活達到父母輩水準的希望渺茫”的年輕人。他們承受著從“中流跌落的不安”，“身處于將來可能會讓孩子受苦的狀況中”，對于育兒乃至婚姻都鼓不起勇氣。

為什么這第四類日本年輕人不生孩子，會對日本生育率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他們正是日本適齡婚育群體中，占據相當大比例的主流群體。

這一切要從日本中產階級、或者是自認為“中產階級”的日本人的“通脹”說起。在1955年至1980年代，日本經濟恢復并進入了高速成長期。當時，絕大部分年輕人的職業前景和收入都伴隨著蓬勃的日本經濟一同起飛，幾乎人人有期望成為終身雇傭、穩定體面的中產階級。在這段經濟高度成長期之前，絕大部分日本人所能從事的職業基本是佃農這樣艱苦的小營生。而經濟高度成長期的這一代日本人確信，他們的生活肯定要比他們的父母富裕得多，對未來即使要養育兩三個孩子后的生活水平也充滿信心。

只是，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期隨著1973年的“石油危機”終結，即使在1980年代后半期渡過第二次石油危機后又迎來了“泡沫經濟時代”，日本的出生率上揚的箭頭依然開始下降，未婚率也慢慢上升。

山田認為，這是因為中產階級的“中流”生活已經在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這一代人中普及。這讓他們的子女——“泡沫經濟”這一代的年輕人，普遍地在富裕的中產家庭中被養育起來，只要不結婚繼續和父母同住，就能一直安逸地享受著理所當然的舒適生活。相反，如果這一代年輕人脫離父母的羽翼去組建自己的家庭，“泡沫經濟”時代已經隱約出現的經濟低迷和未來收入預期增長的放緩，讓他們生育后乃至婚后生活水準就開始下降幾乎是注定的。

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經濟原地踏步的幾十年間，山田所稱的“不婚不育”的“單身寄生者”，成為了一種強烈的社會選擇傾向。曾經通脹的日本中產階級的容量縮水了，但中產階級的“中流生活”已經被作為日本社會的“普通生活”方式而存在。在1980年代的日本社會輿論調查中，認為自己屬于“中流”的人超過了80%。2019年，也就是令和元年，內閣府《關于國民生活的民意調查》顯示，將近93.8%的日本人認為自己過著中等（包括中上、中中、中下）的生活。“日本社會正在成為一個將過上‘普通’生活視作理所當然的社會”，山田指出，如果一個日本人過不上這樣中流的“普通”生活，就會在親戚、同事、同學的輕視中，“無臉面對世人”。因此，對于當前一代的日本年輕人而言，結婚生育不僅是一個關乎生活水平是否會下降的經濟“性價比”決定，更是一個關乎社會名聲資產是否會破產的重大風險事項。

特別要指出的是，和“泡沫經濟”時代最早出現的日本“單身寄生族”相比，幾十年間急速惡化的“經濟上的貧富懸殊”，讓當前一代的日本年輕人所面臨的結婚生育困境幾乎是呈幾何倍數放大。

首先，日本現行促進生育政策的制定者大多出生于1960年以前，也就是他們的父母那一代，想當然地抱著“人總是要結婚生孩子”的心態。問題在于，山田指出，對已經成為日本社會問題的“經濟上的貧富懸殊”而言，父母代和子代之間“世代差距”是其中最為主要和最為惡化的部分。

父母代中的大部分人享用了經濟高速成長期和泡沫時期的時代紅利，不僅“創造了住宅等資產”，而且工薪階層的男性有終身雇用制度的保護和年功序列制的庇佑，普遍穩定地擁有一份收入符合中產階級水平且逐年提升的工作。即使是農家這樣的自營業主，也受到了政府政策的保護，收入也基本是穩定的。日本父母代的男性和女性選擇結婚和育兒，自然成為了一個不用反復衡量未來經濟生活風險的決定。

日本年輕人所面臨的，則是自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日本被卷進全球性的經濟結構轉型和風險全球化之中，不再穩定、乃至飛速分化的雇傭環境和收入前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子代成為了父母代的“犧牲品”。

正如山田分析的，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遭受了全球化、服務產業化、IT化的沖擊，確實增加了“從事全球性工作的有較高生產力的勞動者”的需求，同時，“不能提高生產力的單純勞動者和服務業勞動者”的需求也在增加。這造成了勞動環境的飛速兩極化，原本的需要大量中等腦力體力雇傭者的梭型用工環境變成了只需要頂尖腦力和純粹體力的沙漏型用工環境，日本已經不再是適宜容納大量中產階級的社會。面對這樣的大環境，有心無力的日本政府只能放緩各種經濟支援制度，放任非正式編制雇員的增加，同時減弱了對小規模自營行業的保護。

然而，對日本社會來說，完全顛覆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的勞動慣例是難以承受的。在這種情況下，父母那一代的人并沒有受到沖擊，因為他們已經獲得了穩定的職位。增加的非正式編制勞動需求被強加給了1990年代及以后的日本年輕人，使得他們不得不做出犧牲，“應屆畢業生的正式編制錄用受到抑制，年功序列制的薪金增長幅度也趨緩”。

山田根據數據梳理的結果與之相符，平均來看，在1990年代之后，年輕人的父母的經濟狀況比較良好，而年輕人“將來可能要直面的經濟狀況在惡化”。在這個層面，作為推進婚育政策制定者的父母代，對結婚生子“理所當然”、人人都能做到的心態，無疑是一種既得利益者的傲慢。

其次，1990年代后日本年輕人之間日益拉開的差距，同樣是日本“經濟上的貧富懸殊”這一社會問題的重要部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無論從事什么職業乃至自營事業，日本父母代中的大多數人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順利地結婚育兒。然而，對于1990年代后的日本年輕人而言，如果有幸獲得稀有的正式職位，成為終身雇員或公務員，他們不僅能獲得穩定的收入保障，還能享受到更多社會保障的優惠，如免除社會保險費和獲得育兒休假。剩下的只能成為非正式雇員的年輕人，不僅面臨工作不穩定的問題，在社會保障方面也有極大的落差。對于職場缺乏晉升前景的日本女性而言，她們大多會選擇回歸家庭，將孩子的前途作為自己的事業，不得不從相當長遠的角度，來考慮結婚對象的經濟是否穩定。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不再像經濟高速成長期和泡沫經濟時期那樣，可以順利地找到對象進入婚姻之中，生育自然無從談起。

因此，山田認為要讓日本的促進婚育政策落到實處，就需確保年輕人即使在結婚生育兩三個孩子后，仍能維持與父母輩相當的生活水準（包括育兒水準）。推行這一政策的重點，歸根到底是社會改造，“要將我們的社會改造成一個無論哪個年輕人都有希望將來能夠不讓自己的孩子受苦的社會”。也就是說，讓當下的日本年輕人，在他們10年后開始結婚育兒的時候，和在20年后他們的孩子將要上大學的時候，以及在30年后他們晚年生活中，都要有希望“能過上大多數人那樣的生活”。

當然，通過政策讓日本年輕人重拾信心是艱難的。如他所言，“年輕人總是看著上面一代的人”?，F在的日本年輕人，看到的是“10年前成為非正式編制雇員的年輕人”（被吸血企業榨干后拋棄），“在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養育孩子的中年人”（NHK稱他們為不幸的一代），“日益貧困的老年人”（“老后破產”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現象）。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們對婚育如此慎重是相當可以理解的。

山田之所以仍舊呼吁日本政府出臺正確直面“少子化”的政策，是因為他認為，這不僅僅關乎新生勞動力和日本經濟的前景，也更是關乎社會本身該有的公平正義。只有富人和窮人生孩子的社會，將會成為代代傳遞“不平等”的漩渦機器。他進一步指出，從美國的社會現狀來看，“少子化”很可能是社會失活的病癥而非病根。美國經歷了同樣的中產階級萎縮、年輕人不愿意生孩子的“少子化”時代陣痛之后，奇跡般地將生育率重新拉了回來。但在他看來，這種奇跡沒有贊頌的必要。當父母代是中產階級，子代正是階級分化的一代時，“少子化”往往作為病癥而出現。在階級分化完成后，“少子化”最終會“自然消解”，留下更難解決的不平等漩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山田敦促政府應當推進針對“少子化”的政策，也是為了日本社會擁有真正良性的未來。